货币政策要让位于财政与结构性改革？——G20共识可能带来的变化

政策的工具箱中，07年以来用的最多的就是货币政策。从美国的三轮QE，到欧洲的量化宽松和日本安倍经济学的负利率，本轮全球主要经济体在危机之后迅速扩大了基础货币发行量，美日欧英在07-13年间M1增加了4.48万亿美元增长到17.72万亿美元，超发的货币在EM国家的潮汐式的进出，几乎所有资源型国家都出现汇率大幅波动、经济增速下降、资产价格巨震、涨缩快速切换、外汇储备流失等现象，DM国家向EM国家的“剪羊毛”运动再一次上演。

遗憾的是，这次“剪羊毛”运动效果并不明显，EM国家已经拥有了相关的历史经验。与97亚洲金融危机相比，EM国家普遍采取了谨慎的主权负债，整体债务风险敞口并不过分巨大，这轮的“剪羊毛”只是把过去的积累给抢走了一部分，还好没把未来见光；与97年不同的情境是，DM国家的债务规模也是过于庞大，EM国家已经扛不住如此沉重的债务负担，没有能力贡献足够的“羊毛”。

超发的货币还在那里，但却没有相应的实体经济增长，带来的债务的进一步膨胀，07-14年间全球债务总规模和GDP分别增长了47万亿美元、7.25万亿美元。实体经济无法吸纳超发的货币，资本市场就成了货币最好的去处，大宗商品价格跌宕起伏，供需逻辑已经让位于金融货币逻辑，美林时钟快速旋转。

在财政政策的使用上，中国09年的4万亿“拯救”了当初的全球经济，当然也出现了当下被“指责”的产能过剩。除了德国、日本之外，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债务压力依旧山大，与财政直接关联的税收在G20成都会议上成为关注焦点，公报用了3条来阐述税收方面的内容，其中“G20/OECD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包容性框架”被重点关注。国际税收规则的一致性，减少跨国公司的所谓“合理避税”，政府与资本之间的利益分配，也到了需要重新调整的地步了。

“要想富、先修路”，基础设施投资再度成为焦点。从基础设施投资到全球总需求扩大，还有更长的一段路要走，毕竟观念的改变、制度的改善、机制的切换都不能像“电风扇”型美林时钟那样快速转换。

结构性改革、包容性增长，似乎是未来的突破口。幸福都是相似的，痛苦各有各的不同。福利高企、贫富差距加大、代际裂痕加大、人口老龄化、传统工业产能过剩是不同国家内部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改革的推进不能不考虑民意的反弹；技术进步速度放缓、全球分工体系面临调整、国别间发展水平差异拉大、全球经济政治治理博弈加剧等等，都是国家之间的结构性问题，如何调整存量财富分配？“我们承诺实施并逐步完善“深化结构性改革议程”，并呼吁国际组织继续提供支持。”“迅速和全面落实增长战略对于支持经济增长和实现布里斯班峰会制定的共同增长雄心仍然十分关键。”“我们将在杭州峰会前完成增长战略更新，并完成衡量我们增长雄心落实进展的问责报告。”

在恐怖袭击频发的今天，公报表示“我们对近期的恐怖袭击表示最强烈谴责。我们重申将保持团结一致，并决心打击所有形式的恐怖主义，无论发生在哪里。”周末，美国驻缅甸大使馆私自举行防暴演习、被误认为发生爆炸；德国巴伐利亚州一家餐馆发生报站，据称有爆炸装置。经济地缘博弈、文化宗教冲突交织在一起，全球治理制度到了一个需要改变的关口了。